一个周四的下午，当我送走前来做团体沙盘的几位学员稍作停留时，外面的阳光撒在残联沙盘室的沙发上，我内心再次感到充实的温暖和平静。虽然这是机构与政府合作的公益项目，不赚钱，但奇怪的是，每次与他们分开时，我都会比来时感到更加宁静。
第一次为残联的人服务前，我的内心是很忐忑的，而真正接触到之后，我的担忧逐渐降低。大多数人不是常人以为的骇人的重度残障，他们有的是小儿麻痹症导致的轻度肢体障碍，有的是《阿甘正传》主角式的轻度智力障碍，有儿时听力受损近乎健全人的，也有曾经与我们无异，但后来肢体逐渐僵硬（似乎是情绪压抑导致的躯体化）变成残疾人的普通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做咨询的问题与寻常来访者差不多，但不同的是，有些人，尤其是肢体残障和轻度智力障碍的人，有一种格外的小心翼翼、怕给别人添麻烦的姿态。而这次团体沙盘，我似乎看到了其中的部分原因。
这次团体沙盘一共七个人，而其中四个人是两对母女，两个女儿都是轻度智力障碍，但如果不问，几乎看不出异常，只是心理成熟度略低于同龄人。最后呈现的作品十分有趣，有的人在沙盘一角呈现了完整的作品自得其乐，有的人每次都很快的拿取一个沙具几乎不假思索地插在沙盘里，唯有这两对母女，摆放的沙具呈现了奇妙的互动。
摆放结束问及他们摆放沙盘时的想法时，女儿A很有表达欲，反复着表达她的想法，而在她表达的过程中，A的母亲却数次呵斥她“别说了”“别浪费大家的时间”。每当这时，A就委屈地闭嘴，默默地在沙盘里摆弄着她的沙具，再次开口说话时，就变得语无伦次了一些。我询问A的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她语速很快地说怕女儿耽误大家时间，并表示觉得女儿翻来覆去说重复的话没什么意义，就是个傻孩子。当听到母亲这样说，那个女孩的头低的更低了。
我向这位母亲解释，其实沙盘就是一种回归内心小孩的游戏，她刚刚的表述其实非常好，完整的说出了自己的创作想法和感受，完全没有问题，甚至超过了很多心理状态很差的正常人，就这个场合而言，她没有耽误任何人的时间，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闻此，A的母亲提起另一次团体沙盘，当时的咨询师也让她不要总说自己的女儿。旁边的另一位母亲感慨，“其实老师觉得没问题，是咱们觉得有问题。”
随着话题逐渐深入，两位单亲妈妈提起为何在外面总担心孩子做错事情。与大多数智障人士类似，她们小时候在学校都曾遭遇过严重的校园霸凌，其实她们本可以在正常人的学校继续学业，但老师却嫌弃考试成绩差屡次找家长谈话要求给她们转学，甚至长大后，在社会上也因她们略带愚蠢的善良被骗被利用，或被用人单位以“不正常”为理由屡屡拒绝。作为特殊儿童的家长，尤其是单亲妈妈，她们承受了很多世俗舆论和内在愧疚感带来的压力，一直比寻常父母付出更多的心力照顾担忧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二三十年，她们也早已身心俱疲，没有力气去听女儿一遍遍重复的话，也默认了因为自己的女儿与别人不一样，才活该矮人一头，嘴上说着希望未来女儿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内心里她们对此深表怀疑。
她们不知道，学校老师和用人单位可以用“智力障碍”的理由拒绝她们的女儿，也可以用“学习跟不上”和“非985211毕业”的理由拒绝没有智力障碍的孩子，甚至也会用“我们只招收有丰富经验的员工”为由拒绝名校毕业生；当她们的女儿因为智力障碍遭到校园霸凌和欺骗时，世界的各个角落也有很多智力正常的孩子因为“不合群”“娘炮”“怪胎”等原因遭受类似的排挤和霸凌。在这个一切都缺乏确定感的时代，大多数普通人都因为形形色色的原因面临类似的困境，能够让人冲出困境的不是学历、身体或一个暂时的身份，而是坚信自己可以做到的信念。
对于过度向内归因的人而言，人生中的屡屡受挫的经历最可怕的后果是，他们会在失败的经验中认定“因为我不好，所以我活该被这样对待”。
这些轻度智障的人总是会让我想起《阿甘正传》里面的阿甘。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傻子，什么也不懂，但其实他们也有跟正常人一样的情感，他们什么都听得懂，只是没有那么复杂。与大多数智障相比，阿甘无疑是幸运的，或许阿甘的妈妈也曾在老公离去时痛哭过，也在身心俱疲时怀疑过，但她坚持告诉阿甘“你与其他人没什么不同”，有母亲的信任与爱垫底，阿甘得以专注在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最终过上了与其他人一样的正常生活。
结束前，两位母亲问我建议时，我对她们说，“多允许她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多发现她们有能力有创造力的一面，或许她们会变得跟现在不一样。”
而作为外人，我们能做什么呢？我想只是把他们当“人”，多一些耐心的同时，既不要利用他们的单纯去伤害他们，也不要因为他们的不同给予过多的特殊对待，这样他们才不至于变成被社会机器无情淘汰的废弃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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