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这就是史上最著名的“斯德哥尔摩效应”，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现象是颇为奇怪的。为什么被施虐者反倒认同了施虐者呢？通过根据该真实事件的电影《热天午后》，我们来看一看认同过程是如何通过“共鸣”逐渐达成“共识”的。“共识”不过是看到了“我以为”的对方，实际看到的对方，不过是自己的投影。
注：灰色字体为影片片段简介，黑色字体为无意识过程的分析。
共鸣一：“慌张的小孩”
在片头绑匪出现，私下两个绑匪进行交流，其中一个说道：我很害怕，我们应该拿小一点的枪，我怕搞出大事。另一个绑匪试图安慰他，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都是非常慌张的，自顾自都有些来不及。开始抢劫后，说害怕的绑匪说：我下不了手，随后撂枪跑了，隐约透露着些可爱。在面对自己搞不定的情况下，我们偶尔也会退缩。余下的两名绑匪是非常意外的，说好的一起抢劫你怎么临阵脱逃了，可是活儿还是得干不是。在慌张中，A绑匪开始实施抢劫。
在此，他们的互动快速且真实的呈现了出来他们所谓“人性的弱点”，胆小、容易受惊、敏感、心里的弦崩得紧紧的。而这部分所谓的“弱点”，也正是人们在生活中常常试图掩藏的部分。
共鸣二：“没人会伤害你”
在抢劫过程中，A绑匪不断说明：没人会伤害你，我是个天主教徒，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听起来他是被处境所迫，我图财是不得已，我也是个有信仰的人，对于有信仰的人而言，能让他悖离信仰的，无非是已经走到绝路上，如履薄冰。恰好，这也是作为1973年的美国阶级划分非常明显时，作为普通工薪阶层的心声。
共鸣三：“我们是一样的人、我需要被尊重”
经理开始配合绑匪A，绑匪比较慌张，害怕经理打主意，明说：我也是在银行工作的人。绑匪大声说粗话时，经理说道：我们这里有少女，请你注意你的用词。绑匪顾及了场合，停止说粗话。当女人们提出：我有幽闭恐惧症，我需要上厕所。绑匪允许了。
银行职员在配合的过程中，行为之间透露着配合，其一是为保护自己，其二来源于对银行的愤怒。银行职员在美国阶级划分比较明晰的情况下，很难有话语权。绑匪和被抢的职员们同为一个阶级层，“被尊重”是非常奢侈的想法。而在这么紧张的抢劫过程中，绑匪会尊重人质们的需要，被尊重意味着，被当成人对待。无疑在此，人质们体会到了被当成人看待的感受。
共鸣四：“身份反转，你顾及我的处境，而今我考虑你的处境”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没过一会儿，两名绑匪被包围，表现出无奈和放弃的样子，这时角色倒转，经理和行长作为被抢劫和施虐方，开始质问绑匪们：你们来的时候有计划吗？现在该怎么办？ 绑匪直接懵掉，手足无措。
作为本来的受虐方，开始考虑绑匪的处境，你们被警察包围了要怎么办，将心比心，你在紧急情况下顾及我的处境，现在你陷入危险，我考虑你的处境。反转要素：同情开始出现。
共鸣五：“生活就是一场闹剧”
绑匪虚张声势，在电话响时立马说：如果你们靠近这里，我将一个一个的射杀人质。而这通电话并非警察打来，而是人质的亲属打来，人质问他要说些什么，绑匪A很无奈的告诉她:说实情就好，顺便感叹了一下：真是他妈的闹剧。 人质在打电话时，她已经告知对方是什么处境，而对方竟然问她，你大概几点弄完？（黑人问号！抢劫还有个时间限制？）晚上煮什么东西吃？ 人质哭兮兮的说：你随便煮嘛。完后还要走个过场的跟对方说：我也爱你。
在活着的过程中，想必我们都有同样的感受，生活出其不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搞出一场闹剧，哭笑不得，又必须硬着头皮面对。在等级划分明显的国度，被看到就成了梦想，安安静静做一个小人物时，总是被上层阶级限制，甚至很多时候表现不出个人样。在电影中比较戏剧的是，通过“抢劫”，绑匪被围观了。应了那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又是何其悲哀的，何尝不是一出闹剧呢？这是作为小人物的辛酸。人质的部分，谈得上是讽刺，作为小人物，在有可能面临死亡的时候，还要思考“今晚煮什么”。在面临内心崩溃时，哪怕你明着跟对方说你正在经历什么，对方依旧充耳不闻。这是爱吗？反倒在这里，绑匪和人质们有了一个真实的碰撞。 “我看到的你，就是你的样子”。
共鸣六：“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绑匪B提出不知道怎么办，“真的要杀人质吗？我准备好了。”绑匪A在此时安抚着绑匪B，说他会处理，同时安抚人质们，在慌张的情况下，还没忘记刚才人质提出的上厕所的事儿，一一安排。这时人质之一的气喘犯了，绑匪A说他来处理。警察想要了解情况，提议用一个警察换一个人质，绑匪A把气喘病人换出去了。此时绑匪A和警察负责人有了一个戏剧性的互动，绑匪大喊“阿提卡”，围观群众纷纷鼓掌欢呼。
Why？亚提卡事件，指发生在71年的亚提卡监狱暴动事件，政府不当的处理方式（射杀42人）引发了美国社会一次巨大的风波.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监狱暴动发生在纽约州的怀俄明县，监狱的名字叫亚提卡。这是对当局的讽刺，与种族主义有关。围观群众的欢呼，无异于又一个真实的相遇。在当时发生的赤裸裸的种族歧视，阶级划分。故而，又怎么区分绑匪A只是一个代表，代表民众，发出声音呢? 那么说起，大多数人对此的表态，难道不是真实吗？（所以，绑匪A不过是作为大多数的发声人，基于真相需要被言说）
共鸣七：“只是为了钱吗？”
绑匪A的妈妈在看到新闻后，表示疑惑“他可以找我要钱，他为什么不找我要钱？”而人质本来都出了银行，正准备回银行时被警察长拉住。人质问“你为什么拉住我？”警察长说“你都出来了”。“我的孩子们还在里面”，此时围观群众发出哄笑和吹口哨的声音。回到银行，人质和绑匪A对自己被采访和从新闻中看到自己而高兴。记者通过电话采访绑匪A ，并问道他为什么抢银行。绑匪A回答：因为这里有钱。
从电影前段的绑匪自我介绍可知，他本身是在银行工作，对银行的各个工作点都非常清楚。那他不会不知道银行在什么时候结账，留存在银行的现金少之又少。他却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抢银行，为了什么？为了钱？我想并不是，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就像人质在明明可以走开时，选择留下，剩下的人质中并没有她的孩子。为了证明自己，为了一个机会，证实自己的价值，为了被看到。所以他们对被采访和上新闻，表现出来都是开心和享受其中的，甚至忽略了，这是一场“抢劫”。而目前对双方来说，都面临着危险。绑匪有可能被警察枪杀，人质有可能被绑匪枪杀。当人群开始聚集起来时，事件变得不那么简单了，更像是一场集体抗议，人们渐渐变得不像自己。人质逐渐变成了他的同伴，因为共同的议题——被不公平对待，而在不公平对待中，又都有他们各自的影子。
共鸣八：“如何活出自己”
记者采访他时，问道你知道我们多少时薪吗?知道我如何养活老婆和孩子吗？绑匪A也面对着绑匪B的质问，“不成功，便成仁，要么就杀了所有人”。随后绑匪A提出想要直升机，想见老婆。之后绑匪A的老婆出场像是轰炸机，说话说个不停。
想想看，在工作中无法做自己，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这不光是绑匪A的处境，也是绑匪B走投无路的困局，还重叠了人质们的经历。这么多共同点，关系着的核心在于：如何活出自己，什么又是自己？
共鸣九：“里面的人饿了”
订披萨时，绑匪A很大方的给小哥很多小费，围观群众欢呼了，我们也要（抢劫来的钱）。绑匪A开始撒钱，围观群众哄抢甚至推搡起来。外卖小哥开心的欢呼自己成为明星，因为给绑匪送餐。银行经理回到银行高兴的说到自己被采访了，因为被绑架。
“里面的人饿了”，所以订披萨。“我们都没钱”，所以我也要钱。这种对钱的饥饿感，不单只是把银行内的人质和绑匪连接起来，同时把绑匪和群众连接起来。其后的隐义在于：国家欠我们的，我们对规则不满，同时，我们都渴望被照顾。从人数哄抢的氛围来看，这并非一个人内心的期望，而是一群人的期望。一群人同时期望某件事，这便足以形成某个社会现象。在电影中表现为对“被看到”的饥不择食。
共鸣十：“父母是个灾难”
“他有老婆，有孩子，你更应该看看他的父母，简直是个灾难”绑匪A的同性爱人说道。
“父母是个灾难”——也隐喻了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指望着不劳而获希望绑匪抢劫的钱撒给他们。曾经被搁置的期待久久不得满足，这部分期待从对父母有期待演化成对社会规则有期待，期待没被满足后对父母的愤怒，演化成对社会规则的愤怒，在愤怒背后，掩盖着对爱的渴求。基于1973年美国的文化背景，强调经济发展致使父母外出工作，加之社会形态转型，从对情感的需求本身是在的，但又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去面对这种转型的情况衍生出，情感性的断裂。爱而不得。同性爱人的出现，代表了与情感断裂有关的身份认同转变。没有情感作为连接和支撑，人们便难以确认自己的身份，确定自己的位置。（同性恋群体的增加，与时代变化之间存在相应的联系。）
共鸣十一：“有病”
当绑匪A的同性爱人出现后，绑匪A的同性恋身份揭开来。同性爱人希望自己做变性手术，从医院赶来。他们之间的对话非常有意思:
“你还好吗？”
“那里很糟糕，一进去他们就认定你疯了，然后就开始帮你打针，我的意思是，你一天到晚昏昏沉沉，病怎么好的起来。”
绑匪A的老婆一昧埋怨他，哪怕绑匪A跟他老婆说他想跟她说话，他老婆还是自顾自说着自己。当绑匪A的妈妈来找他对话时，只是一昧的在重复他曾经是什么样子，现在怎么变成这样。而绑匪无奈说：我就是个没用的边缘人。
“同性恋”作为边缘群体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对话不也是很多人们的心声。常常觉得自己不合群，不能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这是不被允许的。绑匪A不过是其中之一，他代表着有相同心声的群体。“表达内心真实，却被说成有病”。绑匪A跟他妻子以及他妈的的互动，无疑是非常挤压他的生存空间的。作为最亲近的人，看不到绑匪的实际处境。她们都很焦虑，只是一昧自顾自地说一堆话，以这样的方式缓解自己的焦虑。这也映射出“边缘人”被对待的方式，不被看到，不被重视，不被理解，不被倾听。边缘人群之所以变为边缘人群，其原因在于生存空间被占据，为了保护自己一退再退，只有靠边站，以至于滑落到边缘地带。
共鸣十二：“我就是我，与众不同”
绑匪们被逼到绝路，他不愿意杀人，作为退伍军人的绑匪，希望自己按照军人的葬礼下葬。写下遗书后，他签下自己的名字。
生而为人，我们都需要被尊重，被看到，被重视，被理解，被倾听。这些感受，确立了“我是谁”的整体形象、概念、感知、以及人生意义。在希望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未被满足的部分牵引着我们去被满足。综合来说，不过是想确定，“我就是我，不是别的什么”。
“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发生，与1973年的文化背景脱不了干系。在一个等级划分的时代中，“人”丧失了作为人的自由和相应的权利,其后果，势必会引起一系列奇怪的现象，这些奇怪背后，隐含着更为复杂的运作机制。“斯德哥尔摩效应”非常清晰的给我们展示了一致性认同是如何发生的：基于自恋一群人之间建立起强烈的“共感”，捕捉着那些关于“我们是一样的”证据。
以上每个议题都直击人心，越多共鸣也就意味着认同形成的稳固性，基于“我们一样”的自恋，彼此认同彼此。
人和人之间本是有差异的，因此我们哪怕和对方在述说同一种感觉时，我们所说的依然是不同的感觉、想到的是不同的事件、回忆起不同的人、不同的体验...斯德哥尔摩效应中的人质们，借由打劫事件，感受到一种“我感受到了你的感觉”的内心真实，但这不过是人质们的自恋（我爱我爱的），自恋决定了我们的选择倾向和选择过程。看似他们看到的自以为对方有的感觉，过度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很自然，会忘记自己的立场，和自身的处境。实际看到的是自己的感觉和处境，促使忘记自己的，实际是对融合的深深渴望，以至于过于自恋把对方当成自己去感同身受。将他人和自己合二为一，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不分彼此。
“斯德哥尔摩”这场群体间的奇怪现象，足以说明，无意识的流动如何传递，并深刻影响着个人。这些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些关乎自身的故事里，比比皆是，从社会到家庭。在其中我们选择认同的和接受的，构建成现在的自己。所以日常生活，早已渗透“斯德哥尔摩”的痕迹。单个认同尚且不能麻痹神经，多个认同的合集往往令人反应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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